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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棒棒”形单影只渐消失 现代大城正崛起

A-A+2014年4月28日20:55重庆日报评论

棒棒

  “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将不记得他们曾经来过。”

  在11月6日、第五个农民工日即将到来之时,市作协副主席王逸虹却有股莫名的忧伤。

  十多年前,他成功塑造了梅老坎、巴倒烫等经典电视人物形象。“棒棒”与火锅、美女一并,成为山城的名片。但当电视台提出“趁热打铁”,再写一部续集时,他拒绝了。

  “如果说当年棒棒军是现实题材,现在可能就是‘历史题材’了。”王逸虹说。

  今天的重庆,恰如那满载笔记本电脑的列车,从中国西部急速奔向全世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这就是那个1940年代满目疮痍、1980年代白雾霭霭的重庆?满大街的私车,小区周边是超市,电梯开进千家万户……曾经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棒棒”,已是形单影只。

  当“棒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座现代化大城正走向历史前台——

  “棒棒”变形记

  卖方市场

  “五块,你以为解放前嗦。要走就走,十五块!”

  凌晨时分的重庆还在沉睡,而朝天门市场早已车水马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四川话的湖南话的广东话的,形形色色。这是西南最大的商品批发地之一。

  肖力文,深圳某工艺品厂的老板。他希望在“金九银十”这个今年最后的旅游旺季里多卖一点,让全厂上下过个好年。

  上一次来重庆,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肖力文的感觉是,这里满大街都是棒棒,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只要你一招手,三五个棒棒立马就围了过来”。

  没有人知道,最高峰时,重庆有多少棒棒。有媒体说是10万,有媒体说是50万。

  因为棒棒太多,抢生意甚至斗殴的事件屡见不鲜。政府相关部门甚至两次给朝天门的棒棒发放有编号的黄色工作服,以示规范。但最后管理计划都流产了。因为,“实在管不过来”。

  如今的重庆,似乎不是原先的模样。“下出租车都半小时了,怎么还没见一个棒棒?”肖力文看了看表。

  此时,一个担着包裹的男子,从他身前闪过。

  肖力文踉踉跄跄地追上去,举起双手招呼,“棒棒!棒棒?”

  “去哪点?”棒棒扭过头来硬生生地答了句。

  “金海洋。”

  “十五块。”

  “最多五块。很近。”

  “五块?你以为解放前嗦。五块?吃碗面都不够!”棒棒朝地上啐了一口,奚落道:“要走就走,十五块!”

  “好吧好吧,十五就十五,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肖力文被棒棒这么一呛,明白了许多。多年的经商经验告诉他,在一个卖方市场里,他是“弱势群体”。

  记者在龙头寺火车站、沙坪坝火车站等地,随机调查了几十名棒棒。得出的结论是:棒棒日趋于老龄化。南坪某棒棒公寓,自称住着棒棒上千人,但记者调查的结果是,所谓的棒棒大多其实是进城务工人员,真正靠一根棒棒维生的,仅有10多人。

  当年的棒棒,大多数都老了,而又没有年轻棒棒加入,只剩下些“二半”老头。

  棒棒越来越少,棒棒越来越俏。

  被挤压的空间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后,棒棒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按照一般逻辑,供给减少,价格势必提高,利润也随之增长。换句话说,棒棒少了,棒棒的收入也相应提高——事实不是这样。

  肖力文遇到的这个“难缠”的棒棒叫王全林,56岁,铜梁县围龙镇人。和同龄人比起来,老王显得羸瘦,枯黄。他不仅衰老,心气也不那么足了,“干半天就想回家睡觉”,原因是“业务越来越差了”。

  1990年代初,棒棒的起步价只有一元,老王每月至少能挣七八百元,除去吃喝拉撒,他每月能带回家的钱至少500元。

  如今,棒棒的起步价已经变为5元,老王每月收入在1000元~1500元之间,但他每月能带回家的钱最多也只有500元。

  何以如此?

  10年前,4毛钱买两个馒头,就能当一顿早饭,现在吃一顿早餐至少需要2元。老王每天吃饭、住宿、乘车的开支需要近30元,比10年前翻了一番。

  在开支增大的同时,生意却越来越差。“半天等一个活儿,屁股都坐冷了,”老王伸出双手,“喏,活儿少了,茧巴都消了”。

  福建某著名休闲装品牌重庆总代理苟新,在朝天门港渝男装广场有个不小的门面。15年前,朝天门满地都是摆摊的,散货的装卸几乎全靠棒棒。他每月需要支付逾2000元“棒棒钱”。

  如今,散货经营已经不再是朝天门市场的主力业态。朝天门市场管理处支部副书记刘玮透露,该市场每年约200亿元的交易额,散货交易的份额只占两成。大部分商家只是把朝天门当作展示区,客户到这儿看好货,然后商家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很少需要棒棒。苟新每月支付给棒棒的“下力钱”已萎缩至200元左右。

  对于棒棒而言,生产成本上涨,市场需求减小,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黄金时代

  大多数棒棒,都是在1990年代前后来到重庆,那时是棒棒的黄金时代

  王全林至今仍怀念1990年代。那是一个属于棒棒的黄金时代。

  那时老王的村子刚兴起打工潮。“上有老下有小,加上自己几乎不识字,我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去沿海打工,而是抡起一根屋后山上砍下的竹棒,系上尼龙绳,径直来到了朝天门。喏,就这样加入了棒棒军。”老王回忆说。

  “住的是窝棚的大通铺,房费大多一块钱一宿,七八号甚至一二十号棒棒挤在一起。体臭、汗臭、叶子烟味啥都有。房间没有卫生间,没有洗浴室。如果要洗澡,则需要付费两块”,但“这都莫来头(方言,没关系),只要能挣钱,一天吃一顿也莫来头。”

  为什么是1990年代?

  当时,多年严苛的城乡体制松动,农民有了进城当棒棒的可能。而高昂的农业税费,让农民不得不穷则思变。

  “1991年上过粮,还可以分点钱。到1996年,税费就开始往上涨。1999年到2000年最不得了,每人要交160公斤谷子、20公斤麦子,还要交160块钱——这是什么概念?你把庄稼种了,全部交出来都不够。”合川区钱塘镇农民、棒棒杨定勉回忆说。

  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重庆农村劳动力总数1320.9万人。而全市有耕地面积2374.8万亩,人均耕地仅0.77亩。

  按当时的全国标准,农村劳动力人均耕作4亩计算,第一产业只需用劳动力608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多达71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4%。而当时重庆只有1589亿元的GDP,大约37%的城市化率,甚至比不上2010年苏州的一个县级市,远远承载不起这么多富余劳动力——没有人生来愿意当棒棒,除非情不得已。

  棒棒军“司令”刘晓萧,便是在那时“逃”到了重庆。

  刘晓萧出生在四川自贡,父母弟兄七口人,挤在三间茅草房里。15岁,初中毕业便辍学了。直到25岁,才又开始自学西南师范大学(现已并入西南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就差最后一门课程没考时,刘晓萧又辍学了。

  因为招惹上了地痞,加上家里没钱打点,只好逃之夭夭。

  1992年的初春,冷得刺骨。本说是去上海打工,可正值春运高峰,排了几天几夜的队都没买到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怎么办?

  一根竹棒,两节绳子,一身蛮力——刘晓萧便用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开始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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