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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
—— 重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特殊贡献

A-A+2014年9月4日09:40重庆日报评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积极建立、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最终赢得了中国近百年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和惊天动地的伟大胜利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大团结大联合的奇观,完成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壮举,成为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的艰苦努力,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苦难辉煌,为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统一战线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坚持和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面临破裂的危险。南方局以重庆为依托,秉承民族大义,摒弃党派之争,相忍为国,求同存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促团结,最大限度纾解了合作危局,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基础。

  畅通两党两军联络渠道。面对国民党对合作抗日日趋冷淡,两党两军沟通受损的严峻形势,南方局奋然承担起改善双方关系的使命,加强作战方案、战报、情报等信息联络,重庆成为互通情况、团结抗战的中转枢纽。比如,在冬季攻势中,蒋介石电示八路军在上党一带和正太路等方面协同作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电后立即研究,并将蒋电及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又将复电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1940年3月,叶剑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参加国民党全国参谋长会议,针对 “游而不击”等指责,以详尽事实打乱了“讨伐”中共军队的部署,被赞誉为“一席发言阻止了一场灾祸”。

  推动多次国共政治谈判。整个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围绕军事摩擦、合作对敌、联合政府等问题,在重庆的高级谈判时断时续、年年进行,人们熟知的就有三四次。南方局主要承担了代表中共中央的谈判责任,许多谈判方案、办法及策略都是南方局研究并报中共中央同意的,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多次直接出面进行谈判,维护了有限范围内的合作,重庆成为缓和关系、弥合歧见的调处重地。1946年,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记者说:“重庆是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商谈奔走渝延之间。”

  尽管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出现过摩擦和分歧,但由于两党两军的及时沟通,特别南方局在党中央领导下,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形成了国共两党斗而不破、长期合作的局面,避免了统一战线的分裂。

  把广大中间力量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还有大量中间势力、中间党派。他们联系广泛、政治诉求较强,逐渐对抗战团结民主表现出倾向性和积极性。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和“赞助各个代表中间阶层主张抗日的其他党派”的重要策略,在周恩来领导和带动下,积极“争取中间分子”,“照顾小党派”利益,赢得了他们对中共的认同和追随,建立起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关系,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新的境界。

  广交勤交党外朋友,支持中间势力组织联合。交朋友是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方法。“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更加注意吸取过去“太重视国共合作,完全冷落各小党派”的教训,对中间势力特别是中间党派领导人做了大量争取、团结、帮助、合作的工作,团结了一大批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的同盟军同路人。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利用聚会交谈、登门拜访、集会演讲等形式同中间势力交朋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与中间党派在重庆的聚会商谈就有20多次。当时,上清寺的特园群贤毕至,成为中间党派交流政见、讨论国是的重要场所,被称为“民主之家”。周恩来经常在那里与“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沈钧儒会面,向他传达党内重要决策,坚定了他与党同行的决心,哪怕住所周围布满特务,外出常有尾随,仍不顾年逾花甲参加政治活动。同时,南方局大力支持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民主活动,多次表示“愿予以种种协助”,“力促其成”。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鼓励下,1941年3月,黄炎培、张澜、张君励、左舜生等13人在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民盟的成立,带来了国共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充实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加强民主派抗战派工作,分化国民党中上阶层。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既有顽固派投降派,也有民主派抗战派。南方局一直与宋庆龄、于右任、冯玉祥、李济深等民主派抗战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长期交往中增进了共识、加深了友谊。李济深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时,周恩来对他表示支持,并派中共党员协助工作。李促成朱德、卫立煌会谈,达成了停止军事摩擦、共同抗日的协议。南方局还鼓励国民党左派建立组织,并支持和指导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促进左派民主人士团结斗争,从国民党内部发展了抗日民主进步力量。

  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扩大抗日民主运动阵地。地方实力派长期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被视为异己更让他们感到岌岌可危。南方局抓住两者之间的矛盾,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展了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不仅使他们在国共摩擦中保持中立,而且使他们从与国民党的地盘之争,转变到支持抗战团结民主上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当时,为联络和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南方局派了多批党员前往,推动龙云采取开明民主的态度,并主动建议和同意设立秘密电台和《新华日报》营业分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昆明还被誉为国统区“民主堡垒”。

  构建起强大的抵御侵略的民族共同体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只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取得胜利。那时,各方力量汇聚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南方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统战工作策略艺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一致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引导文化界发挥作用。文化、军事战线被毛泽东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南方局广泛团结爱国文化人士,加强文化统战,占领文化阵地,对唤醒民族精神、凝聚抗战力量产生了重要作用。1940年10月,第三厅面临解散,周恩来愤而指出:他们都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不要,我们要!指示郭沫若组建文工会,成员比第三厅更广泛。南方局还帮助组建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座谈会,为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同时,积极组织和领导进步文化活动,仅四届“雾季公演”就创作演出话剧240多台,激发了民众参战热情,为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调动工商界生产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厂矿内迁和新建,全国工商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为加强对民族工商界的团结,南方局一成立就设立了经济组。南方局领导人通过参观、座谈、演讲、题词等方式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支持他们为抗战而发展生产,为自身生存与官僚资本作斗争,促成他们思想转变和政治进步,使他们主动把民族经济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仅在重庆,织布业动员近6万台铁木织机,织成大小布匹3亿匹,供应了大部分军布民服。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为民族工业内迁牺牲了116名职工,毛泽东称他为“我国实业界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

  拓宽海外援助的空间。抗战以来,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给了祖国巨大的支持。南方局以香港为桥梁和纽带,加强同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的联系,凝聚了强大的侨心侨力。泰国侨领蚁光炎向八路军、新四军捐赠卡车、药品,还号召泰国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到延安的300多人中不少是他介绍和资助的。南方局特别重视国际援助,周恩来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带头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外国记者会晤,促成美军向解放区派出观察组,成功争取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显著提升了中共的地位和影响,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在重庆,以南方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淀了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承载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记忆。今天,我们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弘扬传统、面向未来,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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