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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创业热”

A-A+2013年3月19日13:28中国经济周刊评论

  《中国经济周刊》:您把金融杠杆运用到小微企业发展上。重庆的“创业热”可持续吗?

  黄奇帆:我们主要通过资本金补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担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我们让农民工自己出10万元带上七八个人创业,财政出资就补助你3万~5万元,还协调银行按资本金1:1的比例给你贷款,再给你几万元的等额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几年间,重庆有8万多个微型企业就成长起来了,一个企业有七八个人,就增加了60多万人就业。

  如果我们城市化的方式是要实现更多人就业,解决6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算一笔账的话,一个人至少是50万元的产值,60多万人就产生3000多亿产值。这样的工业体系,如果要投资,至少是2000多亿,政府有能力实现吗?而鼓励他们自己创业,花多少钱呢?8万多个微型企业,政府财政拨款出27亿,银行贷款70亿,总共投入不到100亿。这说明不能光靠政府招商引资,搞大产业,还要靠千百万民众自我革新、自我创业、自己救自己。创业的人多了,政府的税基就大了,支出的失业保险金也少了,完全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可持续性。

  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

  《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8月,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启动,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转户阶段,这被认为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您怎么看?

  黄奇帆:改善农民工待遇是人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问题。善待农民工,是我们应尽的良心,是管理者的良心。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工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城乡迁徙的安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这几年做了360万农民工转户,我们的关键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岗位,需要大量农民工补充。他在补充工作的若干年里,你始终不给他户籍,是不讲道理的,是不公平的,是一个半吊子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会造成城市的沉重负担吗?城市能否消化得了?

  黄奇帆:有人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确实,按转户成本10万元/人计算,政府财力难以承受。但农民进城会为城市创造红利,如果按每人每年50万元产值算,1亿人转户一年就会创造50万亿的产值,其贡献远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另外,转户涉及到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成本,是通过10~20年的长周期分摊成本的过程,即期支出并不大。同时,转户成本“一分为三”,大体企业40%、政府30%、社会30%。改革的成本总体是可控的。

  农民工户籍制度搞得好,会让中国人口红利延长15~20年。现在主要有三个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资源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今后10多年,还会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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