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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票”制度

A-A+2013年3月19日13:28中国经济周刊评论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反对“地票”制度,认为很容易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并使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制度漏洞仍无法避免。

  黄奇帆:没人反对我们,我觉得很顺利啊。我的印象是2008年想到了“地票”制度,然后我跟当时重庆市国土局的人做了布置。有一天,中央几个部委的人来做调查研究,我当时不在重庆,我们国土局的人跟他们报告了,当时没同意。我说,肯定是报告没讲清楚,这么简单合理的好事情怎么会不同意啊?我就直接去汇报,跑到国土资源部,在那边讲了一个小时,部长、副部长都明确表示支持。

  不久,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他很关心“三农”,我向他报告这件事。当时是在去重庆江津的路上,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汇报清楚了,他很支持我们搞这样的试验。从设想的提出,到6月份中央下达文件,同意我们搞“地票”,一共才两个月。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如您所说,“有节奏”使用土地储备?

  黄奇帆:土地储备重要意义在于由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将收益用于公共项目。重庆开始高速增长时,我们就进行了足量储备,大约有40多万亩。要么不储备,要储备就要有规划并一步到位。储备的土地不能搞竭泽而渔,不能一届政府几年时间就把城市今后20年可用的土地都占用了,要细水长流。我认为,每年只准用储备量的5%,够用20年。我们说到做到,2002—2012年,10年我们实际卖掉的、用掉的地是19.9万亩,正好每年用了5%。同时,储备地50%用于公共项目,如大学城、公租房等等;50%用于经营性开发,这样就比较合理。经营性开发的收益,扣除成本后,也投入到了城市桥梁、隧道、大剧院等公共项目上,改善了城市的功能。

  300多亿农户贷款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之内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坊间被称为“金融市长”,在城乡统筹方面,您是如何运用金融这颗棋子的?

  黄奇帆:我们主要是向农村要金融,通过三权“抵押”融资贷款,就是要盘活农村的存量资产,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使用权和林权通过抵押,使农民获得贷款。

  我们用事实说话,这几年,农户贷款从30亿增加到300多亿,缓解了农村金融缺血的问题。农民拿到这些钱也很珍惜,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以内,完全在银行拨备坏账准备金范围内,即使全部由银行承担都可以。但事实上,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一旦坏了账,就由政府承担1/3,农民出1/3,银行出1/3,也就是各出0.33%,银行和政府没有承担无限责任,也最大限度的宽松了农民,大家都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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