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路,是重庆市大足区的一条双车道小马路,从主路拐上去开不了多远,就到了大足石刻研究院。一进门就是灰墙老楼,再走一小段还有老式的水泥建造的花坛,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一晃神还以为来到了年代剧里的大院。

  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从老楼房的楼梯上噔噔噔跑下来,一边跟我们打着招呼,一边打开了位于一层的修复室大门,这里也是她平时的工作场所之一。修复室内呈现出一种和外观不甚相衬的现代感,如果不是各处堆放着待修复的大足石刻造像部件,这里更像是一个理科实验室。

  实际上,要说是实验室也并无过错,陈卉丽和她的团队,在这里的工作也是精密而复杂。

  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石窟之一,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这座庞大的艺术宝库,需要由陈卉丽和同事们一起,勘察病害,修缮保护,探讨研究。在这里,她和团队一起,用八年时间,完成了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的修复工程。2015年,这龛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的造像重新开放,举世瞩目。

  “不好意思啊最近实在太忙了。”陈卉丽说——她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每天有大量的事务工作,也有大批媒体前来拍摄取材。尽管如此,一谈起自己的工作,陈卉丽仍然充满热情,滔滔不绝。她语速很快,但逻辑清晰,用略显俗气的话来形容整个采访中的陈卉丽,“眼里有光,心里不慌”。

  在这间历史文化与人文科学融合交织的实验室里,我们得以在陈卉丽的娓娓道来中,窥见她作为文物修复师的苦辣人生,与大足石刻这一巨大宝藏的独特魅力。

陈卉丽接受新浪重庆专访陈卉丽接受新浪重庆专访

  不会说话的“病人”

  文物修复是一门技术活。几乎没有人会否定这个说法。

  “文物修复涉及到的领域很广,材料学,社会科学——历史、宗教学等等,还有化学、生物学,以及雕塑、美术等艺术方向。”陈卉丽说。再加上,文物修复师需要用双手,在现场对文物进行修缮,帮助它们恢复光鲜亮丽,字面意义上来说,也是“技术活”。

  也正是因为如此,越是庞大的项目,对文物修复师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

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室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室

  2008年,陈卉丽接到了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任务,并在该项目中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这开启了她未来八年艰苦而绮丽的生活。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受自然风化等各种因素影响,到2008年的时候出现砂岩风化、手指断裂、金箔脱落等34种病害。鉴于千手观音价值之巨大、病害之复杂、保护修复之难、技术要求之高、参与学科之广,国家文物局将其确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进行保护修复。

  陈卉丽及大足石刻研究院团队主要负责千手观音的石质胎体修复。仅仅是石质胎体修复,就花了三到四年时间。“石质胎体是千手观音造像最基础的部分,必须先确保它的健康,再来说贴金、彩绘的部分。就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如果你的身体各处都是毛病,身上到处长满脓疮,那你这个人哪怕穿了龙袍也是不像样的,它的生命也得不到延续。”陈卉丽解释说。

  在长期的文物修复工作中,陈卉丽总结出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看文物的断裂、破碎、表面情况,对比资料影像;“闻”是嗅文物表面气味,看是否有污染霉变;“问”是向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是采用手轻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本体风化情况。经过这一套流程,可初步诊断出文物病害20多种,准确率达95%以上。

  但对于千手观音这样体量的文物来说,仅仅是“望闻问切”还远远不够,“就跟你看医生一样的,外部检查只能确定症状,并不能确认你的内在病因。这时候我们就还需要‘查血’,也就是采样检测,还有‘照片子’,用X光等技术手段对文物内部结构做出全面扫描和分析。”

陈卉丽和团队在千手观音造像修复现场(受访者供图)陈卉丽和团队在千手观音造像修复现场(受访者供图)

  “因为文物修复必须零失败。”为此,前期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考察、研究、实验,选出最适合最安全的材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陈卉丽和团队在此期间所做出的工作:调查病害时,陈卉丽团队填写调查表1032张、约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图297张,病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状照片1300余张。

  “大足石刻跟别的文物还不太一样。”千手观音造像为砂岩材质,硬度适中,适合雕刻,但抗风化能力较弱,容易风化。还有一个外因是,重庆高温高湿,又地处我国主要酸雨酸雾带,这对于石像保存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在金箔回贴加固中,原本打算采用的加固材料正是因为无法适应这样的外在环境,在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过程中效果不好。

  为此,陈卉丽和团队花了三年时间,自制加固剂,“我们先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成功之后在本体上选择一只手来实验,再来是本体上选两只手,最后选一平方来实验,实验后通过论证。”这样小心谨慎,亦步亦趋,最终才从十余种材料中筛选出最适合的加固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陈卉丽再次强调。

  说起石质胎体的病害,陈卉丽的语气仿佛一个医生,仿佛当下我们在聊的不是一方石刻,而是一个等待救治的伤患、病人。

  很巧的是,陈卉丽自己也一直这么认为:“本质上,我们和一个全科医生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们面对的是文物,它们是一群不会说话的病人。”多年来,陈卉丽收获了很多称号和荣誉,但其中她最喜欢的,还是老百姓叫她“石头御医”。

  都说“医者仁心”,这个词用来形容陈卉丽倒也非常贴切。

  耐心 良心 敬畏心

  真要说起来,文物修复也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活”。

  每一个项目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社会科学原则。

  “文物之所以是文物,首先是因为它有历史价值,其次还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这其中,历史价值是第一位。”——这也是为什么,文物修复师需要对各学科知识都有所掌握。

  而有时候,难住他们的,并不是修复技术上的难点,而是背后更宽广宏大的历史文化问题。

  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来说,在造像的贴金层完成后的一段时间,曾引起了一些舆论争议:“你们为什么把一尊千年的观音,贴得像个少女?”意思是,太新,太亮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陈卉丽说起这段,都还颇有点委屈。“因为千手观音除了本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宗教属性。”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大足宝顶香会节都会在大足石刻举行,数十万计的香客和游客都会不远万里地前来参观和朝拜。大足宝顶香会起于南宋,是一项历史久远的佛事活动和民俗活动相交融的文化活动,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千手观音,则是香会中人们的重点朝拜对象。

  “从这一价值出发,千手观音应该具有庄重性,符合它在香会这样的活动中的主要地位。为此,我们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邀请宗教相关人士和雕塑造像专家前来赴会讨论,最终才讨论出如今的金箔补贴方案。”这一方案也很快得到了事实的印证:在补贴过程中,修复团队发现千手观音造像不同位置分别有4-8层的金箔补贴痕迹,这说明,历史上对其修复,都是采用的类似的贴金方案。

陈卉丽在千手观音造像修复现场(受访者供图)陈卉丽在千手观音造像修复现场(受访者供图)

  文物修复学界的理论在不断更新,陈卉丽也在不断学习和思考。曾经,1955年由梁思成提出的“修旧如旧”是被大家广泛认可的一种修复方式,但随着观念的更新,如今的文物修复更多遵循的是“真实性原则”,讲究现状修复,按照当前文物的现实情况进行修复。

  “‘旧’这个字太片面了,大足石刻始建于唐代,但宋代也有持续开凿和修复,如此说来,我们要的‘旧’究竟是哪个旧呢?总不能由我们自己来说了算吧。文物修复是百年大计,一旦有一点差错,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就会丢失,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陈卉丽说道。

  “我们一直跟新来的修复师强调,面对文物,我们需要有耐心,更要有良心和对文物的敬畏心。”在这一方面,她绝对是以身作则的模范和标杆。

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室工作台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室工作台

  在整个千手观音修复过程中,陈卉丽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主尊像前侧右边的主手修复。这只手从手腕处残缺,补塑的人以纯想象的方式修复成了手上搭上了一块手帕的形象——“明显不对头,是乱补的。”

  在调研过程中,陈卉丽团队发现,千手观音主尊享总共有六对主手,其他五对都是对称的,按理说,第六对手也应该是对称的才对。“千手观音所有手都有手镯,手镯的开口与手心方向都是一致的。但我们发现,残缺的这只手,如果与其对称手形成完全对称,手心就会与手镯接口产生25度的角度偏差。”

  陈卉丽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为了寻找这只手的修复依据,她带着团队成员,前往川渝各地的石刻走访调研,未果,又到河北山东进行调研,报告都写了1万余字,还是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怎么办?不修,这只手位于造像的视觉中心,残缺会影响整体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效果。

  “那就修。”

  陈卉丽长久地面对千手观音,冥思苦想了近一年时间,终于想出了“可拆卸”的修复办法。“在现有的接孔处,按照完全对称的方式,以砂岩制作一只可拆卸的手,后期如果有更翔实的历史考据,再将其拆下进行修复。”

  这种“留与后人说”的修复方式,颇有一种哲学意味,也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陈卉丽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的人熟知。

  在后期分析中,陈卉丽想到:“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工匠在造像时没注意,太随意了,因个人原因产生了角度偏差。”

  这也许就是文物的魅力之一,宏观上来说,它们是时代的产物,承载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但同时,它们也可能在不经意间保留下了一个细微的,个人化的历史瞬间。

  陈卉丽非常珍视大足石刻的数万个造像所具有的这些意义,一直以来,她小心翼翼地修复和保养着它们。前段时间的一个会议上,陈卉丽作为嘉宾发表讲话,回答关于文物修复的意义时,她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让古老的文物,以健康的身体,走向遥远的未来。”

  一句话,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

  站在“高处”

  时间再回到26年前,刚刚来到大足石刻的陈卉丽,也许很难想象,自己会在日后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和称号。

  2017年,陈卉丽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随后荣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2019年,她作为仅有的几位重庆劳模代表,受邀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70周年国庆阅兵活动,在观礼台上,激动地落下泪来。

  2020年,陈卉丽又获得了“2019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真是赶上了好时代,也非常幸运身在大足石刻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我也只是大足石刻文物修复团队中的一个代表。”她总是这样说。

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室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室

  很俗却很真实的是,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伴随着无数难以言说的困难。

  她的从业经历常常被媒体津津乐道。用一篇采访稿的标题来形容,陈卉丽的人生,就是《从爱一个人到爱上“它们”》的故事。

  正式成为文物修复师前,陈卉丽曾经做过11个月的大足石刻讲解员。再之前,她在四川老家当纺织女工,1995年,她无法再忍受和身在大足的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决定追随他,来到大足,进入当时的大足石刻博物馆,为爱人留在这里。当讲解员的日子里,陈卉丽不断用脚步丈量着大足石刻,也因此对石刻造像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当年,她以年底考试第二名的好成绩,被领导调到大足石刻保护中心。

  “半路出家”,并获得了如今的成就,背后必定是百倍于常人的努力和付出。

  在千手观音造像修复的八年中,陈卉丽很少有机会能陪伴家人——当初为爱人留下,现在却为了另一份“爱”早出晚归。“那段时间,家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旅馆一样,回去睡一觉,又得起来干活了。”与此同时,一些大小疾病也找上了这位“石刻御医”。由于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修复文物,陈卉丽的颈椎病愈发严重,只有长期做理疗,才能安抚这根“摇摇欲坠”的颈椎带来的锥心疼痛。

  “还有一个职业病,你根本想不到。”陈卉丽说,“我们文物修复师,出门旅游,看到文物就走不动道,站在那里就开始想它的历史价值,应该怎么修复,现在的修复状态如何,能不能更好。”想到那个场景,她笑出声来,“你说,人家是不是要觉得你神经质嘛。”

  修复大足石刻这样的不可移动文物,陈卉丽还要面临更多的生理性挑战:室外风吹日晒的工作环境,动辄几米高、要借助工具才能够到的的石刻,驻守修复只能吃干粮喝冷水,身为女性必须要忍受的野外如厕环境……难受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能使人放弃的因素也太多太多了。

  但走到今天,陈卉丽并没有一刻曾想过放弃。“我们常说,有时候,文物的‘生命’可能比人的生命还重要,我们做的这些是有价值的。”

  在文物修复这一议题被大众广泛关注的今天,在文物修复师的社会可见度大幅提升的当下,陈卉丽并不执着于追求自己的名誉。繁忙的事务工作中,她总要留一段时间回到大足石刻,做回文物修复师陈卉丽。她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大足石刻的每一件造像,让它们更长久,更健康地存留于这座山上,被更多人看见和欣赏。

  毕竟,这些古老的物件,事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更关乎于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你去到这个高度,才能完成这个工作。”陈卉丽这样描述她攀爬脚手架的工作经历,好巧不巧,这也正好是她的人生写照。

  (撰稿:张琛薇 未标注来源图片摄影:张思念)